贾生启示，读贾生有感

贾生启示？

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

　　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　　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七绝，写的是汉文帝召回被贬往长沙的贾谊，与之宣室夜对一事。

　　诗的第一句从正面着笔，写文帝求贤而至“访逐臣”，仿佛热烈颂扬文帝的求贤若渴和虚怀若谷；次句的“才调”，兼指才可以与风调，与后面的“更无伦”相合，写出了贾生少年才俊，风采照人的精神面貌。第三句，承上启下，详细、形象地描绘出了文帝那种虚心垂询，求贤若渴的情态。但这一切在诗人看来无非“虚”也，“虚”既“徒然，白白地”之意，更兼“可怜”二字，可谓诗眼，“可怜”即“可惜”之意。这一幕历史上少见的圣主求贤，风云际会的图景，为什么在诗人李商隐看来是“虚”而“可怜”呢？读最后一句我们才清楚：乃是因为文帝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也。

　　至此，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就显示出来了，那就是这里说的欲抑先扬。诗人李商隐通过正反、抑扬、隐显、承转等艺术处理，把自己的用意曲折地表现出来：讽刺了文帝的这里说的求贤，同时对贾生寄予了无比的同情。

　　不过，李商隐在本诗中更多的是自怜是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家胸中的块垒。大多数情况下地说，一个人但凡是倒霉了，便对他故此，为也倒霉的人就寄予更多的同情，这里说的“同病相怜”也。

　　李商隐少有才名，更兼有大志，自谓“欲回天地”。但偏偏命途多蹇，陷于牛李二党之争中屡遭排挤和打击，最后潦倒至死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不可以意的李商隐，对他所觉得的也是不可以意的贾生，就寄予了如此的同情。

　　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李商隐错了。自古以来的读书人中能像贾生那样得意的又有哪些呢？就算贾生不算大得意，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里，贾生决不可以算潦倒。文帝对他很了解，很尊重，他对文帝可以随便上疏言事，称性而谈，毫无顾忌和保留。彼此基本上基本上算是君臣而朋友的关系，但贾生似乎是有点“贪得无厌”，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政治、经济主张，如关东诸侯王的问题，匈奴的问题，富商大贾的生活骄奢和侵削贫民的问题，还有定名、兴礼乐的问题，他要求文帝把这些统统交给他，让他里里外外来包办。实际上他不知道文帝，生长于忧患中的文帝，境界比他高得多了，脑子比他清醒得多了。他的这些急功近利的建议，文帝当然不允，但文帝并没有让他下不了台，只是向他表示自己“无德”，不可以大规模地带来一定作为，对贾生的一片热肠雄心，还了他个“谦让未遑”。

　　然而朝中的那些公卿王侯对 贾生依然不会宽容，“……尽害之，乃短贾生曰：‘……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’”（《史记·屈原贾谊列传》）文帝出于对贾生的爱护，又因他的思想太激进，不可能大用，只得把他贬往长沙了。故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有句“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”。确实，不可以因对贾谊之贬，就否定文帝之“圣”。

　　还有，贾谊多次向文帝提到削藩的问题，但文帝都没有听从，原因是文帝对这一事早就心中有数，其次也是出于对贾谊的爱护，不让他参加皇家的家务事，不要招来没有必要要的伤害。后来的晁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白白地丢了性命吗？

　　因为这个原因，在我看来，贾谊的没有得到大用，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好事， 丸子超人正是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。也许文帝重用他后，贾谊的结局更悲惨。至于他后来自伤，忧郁至死，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，胸怀太不宽广了。常言道“宰相肚里可撑船”，可见贾谊非相才也。

　　再回到李商隐的《贾生》，这首诗在艺术上当是无可挑剔的。

贾生古诗读后感想？

《贾生》一诗文辞锋极犀利，讽刺辛辣深入透彻，感概深沉蕴藉，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。

因为前几句紧跟“重贤”一步一步升级，节节上扬，第三句又引而不发，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，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。

以此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、敬贤，其实不可以识贤、任贤，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本质。

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，在正反、扬抑、轻重、隐显、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，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，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，一步一步显示出来。

点破而不说尽，有论而无断，并不是因为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，而是因为含蕴丰富，片言没办法尽意。

诗有讽有慨，寓慨于讽，旨意依然不会纯粹。从讽的方面看，表面上似刺文帝，其实诗人的主要用意依然不会在这里。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，用药求仙，不顾民生，不任贤才，诗人矛头所指，明显是当时现实中那些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的封建统治者。

在寓讽为主的同时，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。诗人夙怀“欲回天地”的壮志，但偏遭衰世，沉沦下僚，诗中每发“贾生年少虚垂涕”“贾生兼事鬼”之慨。

这首诗中的贾谊，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。概来说之，讽汉文实刺唐帝，怜贾谊实亦自悯。

贾生》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借古讽今的咏史诗，意在借贾谊的遭遇，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。

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，而在于指出封建统治者不可以真正重视人才，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。

诗中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，夜半倾谈的情节，写文帝不可以识贤、任贤；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则揭露了晚唐皇帝用药求仙，荒于政事，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。

此诗寓慨于讽，深入透彻而具有力度，在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同情中，寄寓作者自己在政治上备受排挤、壮志难酬的感伤

贾生的人生概括？

《贾生》是李商隐的一首托古讽今的咏史诗，他假借贾谊的境遇，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、怀才不遇的感慨。

他没有从个人的得失上来开始描写，而是点出了统治者针对人才的小看、浪费，没能使人尽其才，在政治上为朝廷效力。

贾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说你对贾生的评价？

贾生就是贾谊，他很有才学，胸中有治国安邦的策略，但是，他时运不济，总是没能导致统治者的重视，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才可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，让人感叹！

文言文贾生是什么样的人？

《屈原贾生列传》是屈原、贾谊两个人的传记，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，但是，二人的遭遇有很多共同之处。他们都是才高气盛，又都是因忠被贬，在政治上都不可以志，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。故此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。

针对屈原，作者先写他的才可以之高。他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，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。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。屈原被贬后面，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，“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。但屈原最后也没能使怀王觉悟，反因为这个原因得罪了令尹子兰，惨遭放逐。

屈原被放逐后面，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。上不可以为国尽忠效力，下不可以躬耕垄亩，归隐田园，“举世混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。这是一种伟大的、难得的孤独，只有坚强者才能够如此，只有高尚者才能够如此。故此，屈原才表示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！”就这样，屈原怀抱沙石，沉江而死，达到了自己“伏清白以死直”（《离骚》）的诺言，其正直刚烈算得上千古之冠。

司马迁对贾谊，则第一表现其才华过人，“是时贾生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人，诸老先生不可以言，贾生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以为能，不及也”。汉文帝也很欣赏他，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。马上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行礼乐等革新主张，但却受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，他们攻击贾谊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，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，登位不久，权力未稳，也唯有配合罢了。故此，就把贾谊贬到长沙，任长沙王太傅。

贾谊到长沙后面，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，而在表现时，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，如其《吊屈原赋》云：“斡弃周鼎兮宝康瓠，腾驾罢牛兮骖蹇驴，骥垂两耳兮服盐车。章甫荐屦兮，渐不可久。嗟苦先生兮，独离此咎！”这哪里是独吊屈原，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，不然，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？

本传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，行文幽抑哀惋。正如作者所云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。”可见作者是在这样的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，并将此情寄之笔端。而司马迁自己也也是才高气盛，因忠而遭受不幸，故此，他表面上写屈原、贾谊，其实也在写他自己，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：“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，……《诗三百篇》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
也正是因为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，才让本篇有了不一样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，那就是一边叙事，一边议论抒情。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，但讲到屈原被疏后面，作者忍耐不住启动一大段议论抒情，对屈原人格，对《离骚》精神的评论，都是很准确的，如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”，这基本上算是切中肯綮之语。

此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《离骚》的抒情传统，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：“学《离骚》得其情者太史公，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。”又云：“太史公文，兼括六艺百家之旨。第论其恻怛之情，抑扬之致，则得之于《诗三百篇》及《离骚》者居多。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而纵观本篇，更是如此。

为什么会有贾生的悲哀？

贾谊的悲剧完全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，或说是心智不成熟。正如苏轼对贾谊的评价：“贾生，王者之佐，而不可以自用其才也。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够也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