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气节中关于气和节的原意，论气节所运用的主要论证方法是什么法

论气节中有关气和节的原意？

气节是我们国内固有的道德标准，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大家的行为，主要的是这里说的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。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，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样的传统的标准，他们在用着已经在建立的新的标准，也可叫做新的尺度。中年代大多数情况下的接受这传统，青年代却不理会它，这样的脱节的情况是这样的变的时候代或动乱时代时常伴有的。因为这个原因就引不起什么讨论。直到最近几年，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，加以分析和批判：这是在他的《乡风与市风》那本杂文集里。

冯先生指出“士节”的两种典型：一是忠臣，一是清高之士。他说后者时常因为脱离了现实，成为“为节而节”的虚无主义者，结果时常会变了节。他却又说“士节”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。因为这个原因也可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，但是，这样的人物的造就或完成，唯有在后来的时候代，比如我们的时候代。冯先生的分析，笔者大体同意；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经常加以思索，目前写出自己的一部分意见，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。

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。《左传》上有“一鼓作气”，是说战斗的。后来这里说的“士气”就是这个气，其实就是常说的“斗志”；这个“士”指的是武士。孟子提倡的“浩然之气”，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。他说“至大至刚”。说“养勇”，都是带有战斗性的。“浩然之气”是“集义所生”，“义”就是“有理”或“公道”。后来这里说的“义气”，意思要狭隘些，可也算是“浩然之气”的分支。目前我们常说的“正义感”，虽然特别强调现实，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“浩然之气”联系着的。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“正气”，更明显跟“浩然之气”一脉相承。不过在我自己来说两者依然不会完全一样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。

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，《左传》里有“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”，。古代注重礼乐，乐的精神是“和”，礼的精神是“节”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，也可说是目标。他们要定等级，明分际，要有稳固的社会规则和程序，故此，要“节”，但是，他们要统治，要上统下，故此，也要“和”。礼以“节”为主，可也得跟“和”配合着；乐以“和”为主，可也得跟“节”配合着。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基本上这里说的“圣达节”等等的“节”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；而这个节实际上其实就是常说的传统的“中道”。按说“和”也是中道，不一样的是“和”重在合，“节”重在分；重在分故此，重在不犯不乱，这个问题就带上消极性了。

向来论气节的，大约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。那是这里说的处士横议的时候代。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，中心似乎在太学。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，却已经在联合起来，还博得了人民的同情。宦官们害怕了，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。那就是这里说的“党锢”或“钩党”，“钩”是“钩连”的意思。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。那时逃亡的党人，家家愿意收容着，这里说的“望门投止”，也可见出人民的态度，这样的党人，各位考生尊为气节之士。气是敢作敢为，节是带来一定不为-带来一定不为其实就是常说的不合作。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，跟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与世俗这里说的“义气”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明显不同。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，还有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，都是集体行动，也都是气节的表现。但是，这样的表现里似乎积极的“气”更重于消极的“节”。

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，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，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“节”这个标准。在朝的要做忠臣。这样的忠节或是表目前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，有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原因牺牲性命；或是表目前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。忠而至于死，那是忠而又烈了。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，这样的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，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；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，那就是隐逸之士了。这两种节，忠节与高节，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。忠节至多造就一部分失败的英雄，高节更只可以造就一部分明哲保身的自了汉，甚至于一部分虚无主义者。原来气是动的，可以变化。我们常说志气，志是心之所向，可在四方，可在千里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。节反而静的，不变的；故此，要“守节”，要不“失节”。有的时候，候节甚至于是死的，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，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，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，就是眼前的例子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，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，忠臣究竟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，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，也是促进这个阶级的。故此，宋朝人说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原先说的是女人，后来也用来说士人，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，但是，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。

“士”或称为“读书人”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，并不是“帮闲”。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，在朝固然如此，在野也未尝不如此。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，可以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，但是，他们得吃饭，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，这些东西农民大约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。“躬耕”时常是一句门面话，就是偶然有一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，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，陶的《述酒》等诗就是证据。可见处士虽然有的时候，横议，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，他们生活的基础大多数情况下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，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，而大多数情况下的主要的意识形态，彼此也是完全一样的。

然而，士终于变质了，这基本上算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着。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，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，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；这当中有很多的人参与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，而相当大一部分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。这已是气重于节了。等到民国成立，理论上人民是主人，其实是军阀争权。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分，游离了统治的军阀；他们是在野，可是因为军阀政治的腐败，却渐渐取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。他们虽然还不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，但是，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。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。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。教员是自由职业者，不是官，也不是候补的官。学生也可选择多元的职业，不是唯有做官一路。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，不可以再是“士”或这里说的“读书人”，而变成了“知识分子”，集体的就是“知识阶级”。残余的“士”或“读书人”自然也还有，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。这样的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，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途中也曾尽了还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，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，也分享着他们大多数情况下的运命。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，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，到了目前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。

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，打倒种种传统，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。可是这个集团依然不会大，在中国特别如此，力量究竟有限，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，于是撞见集中的武力，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，就抵挡不住。而一个方面各位的民众抬头要饭吃，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。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，逗留在这夹缝中间，渐渐感觉着不自由，闹了个“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”。他们于是只可以保守着自己，这也算是节罢；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，可是气不够，得等待瞧。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。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，他们无视传统的“气节”，尤其是那种消极的“节”，替代的是“正义感”，马上“正义感”的是“行动”，实际上“正义感”是合并了“气”和“节”，“行动”还是“气”。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。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，知识阶级大约是还需要变质的罢？

以古照今，析流吁变

气节是什么？是苏武牧羊北海上，一十九年思归汉；是文相诚心如磁针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……千百年来，各位考生只知气节的表现，却不去细究这个立身处世之准则的准确概念。作者从冯雪峰对“士节”的分析与批判出发，针对中年代和青年代接受“气节”这一传统存在脱节的情况，补充冯先生没有说到的主要内容，形成了这篇讲演稿。

他由“一鼓作气”联系“士气”，由“浩然之气”联系“义气”，指出“气”具有战斗性，剖析出“气”的特点-积极性；再把文天祥的“正气”和“浩然之气”作异同比较，发现文天祥的“气”带有“消极的节”的意味，这样就抓住了“气”“节”合流的重点。他又从我们国内古代的礼乐文化出发，阐明礼以“节”为主，乐以“和”为主，“节”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标准或做人标准的；再区分“节”“和”的同与异-都讲求中道，但“和”重合，“节”重分、重不犯不乱，以此剖析出“节”的特点-消极性。

然后通过汉朝党锢之祸、宋朝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和明朝东林党攻击宦官这些着名事件，印证了“气是敢做敢为”、有积极性和“节是带来一定不为-带来一定不为其实就是常说的不合作”、有消极性。马上指出士人立身处世，因为统治阶级的压制，由重“气”偏向了守“节”。

在分析“气节”的源流后，非常多的笔墨就集中在对“节”的理性辨析上，并回应冯雪峰有关“士节”的观点。冯雪峰对士节是高度赞扬的。但作者却觉得忠臣忠节和清高之士高节都是“个人的消极的表现”，意义也寥寥：忠节至多造就一部分失败的英雄，高节更只可以造就一部分明哲保身的自了汉。更何况抛弃了“养气”，过分地重视静的、死的“节”，就可以导致与活的现实的脱节，失节也就在所难免。这样就反驳了冯雪峰的持论。

但朱自清写作此文的用意并非要和冯雪峰来一场有关“气节”概念的大辩论。“文章合为时而着”，他的视角全在现如今的社会现实。

他指出“士”即读书人的实质随着社会、时局的大变化而出现了变化，已经变成“知识分子”，形成“知识阶级”集体。他们有了集体的力量，又敢于参与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，启动形成气重于节的气节风气。但因为集团不大，力量有限，另外，很难融入群众，容易被集中的武力和外来的压力逼迫，就只可以回到守节的老路上。但他觉得旧有的气节观也会在新变局前碰壁。

他期望青年代可以建立新的做人的尺度，用“正义感”替代传统的“消极的节”，期待着知识分子可以持有以“气”为主的具有“正义感”和“行动”的新的气节观。这是朱自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。

至此，文章表现出清晰的论述思路：先辨析“气”与“节”的概念及两者关系的历史演变，剖析出各自的特点，逻辑严密，气势充沛；再以现代人的眼光评判气节的现如今价值，回应冯雪峰的观点，论述透辟，见高识远；然后结合现代知识分子在大变时局中气节的起伏表现，呼吁建立新的气节观，时代感强烈。

论气节所运用的主要论证方式？

《论气节》所运用的主要论证方式是“归纳法”。

归纳论证方式是运用归纳推理形式所进行的一种证明方式。它是由具有一个别性知识的论据证明大多数情况下性知识的论题。这样的论证方式的论据与论题当中缺少肯定的逻辑联系。若要得到可靠的结论，一定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，不可以按照主观需任意选择一部分很小一部分事例为论据;同时一定要对每一很小一部分事例进行科学分析，找出论据与论题当中的肯定联系。

论气节中对气的特点？

气节是我们国内固有的道德标准，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大家的行为，主要的是这里说的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。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，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样的传统的标准，他们在用着已经在建立的新的标准，也可叫做新的尺度。

中年代大多数情况下的接受这传统，青年代却不理会它，这样的脱节的情况是这样的变的时候代或动乱时代时常伴有的。因为这个原因就引不起什么讨论。直到最近几年，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，加以分析和批判：这是在他的《乡风与市风》那本杂文集里。

冯先生指出“士节”的两种典型：一是忠臣，一是清高之士。他说后者时常因为脱离了现实，成为“为节而节”的虚无主义者，结果时常会变了节。他却又说“士节”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。因为这个原因也可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，但是，这样的人物的造就或完成，唯有在后来的时候代，比如我们的时候代。冯先生的分析，笔者大体同意；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经常加以思索，目前写出自己的一部分意见，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道的。

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。《左传》上有“一鼓作气”，是说战斗的。后来这里说的“士气”就是这个气，其实就是常说的“斗志”；这个“士”指的是武士。孟子提倡的“浩然之气”，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。他说“至大至刚”，说“养勇”，都是带有战斗性的。“浩然之气”是“集义所生”，“义”就是“有理”或“公道”。后来这里说的“义气”，意思要狭隘些，可也算是“浩然之气”的分支。目前我们常说的“正义感”，虽然特别强调现实，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“浩然之气”联系着的。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“正气”，更明显跟“浩然之气”一脉相承。不过在我自己来说两者却依然不会完全一样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。

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，《左传》里有“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”，。古代注重礼乐，乐的精神是“和”，礼的精神是“节”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，也可说是目标。